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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在上海(1843-2013)》文教篇部分章節選1

放大字體  縮小字體 發布日期:2019-03-02  作者:高紅霞  瀏覽次數:315
核心提示:第二章 上海文化領域的湖南人第一節 晚清至北伐以前湖南人在上海辦報和興學一、上海早期報業中的湖南人開埠以前,上海沒有近代意

湖南人在上海網站編者按:《湖南人在上海(1843-2013)》一書正在編輯中,為了引起大家的關注,本網將部分選擇一些章節陸續發布。今天選擇發布的是部分內容。

《湖南人在上海(1843-2013)》文教篇部分章節選


《湖南人在上海(1843-2013)》文教篇主編:高紅霞教授


第二章 上海文化領域的湖南人


第一節 晚清至北伐以前湖南人在上海辦報和興學

一、上海早期報業中的湖南人

開埠以前,上海沒有近代意義的報刊。1850年英國人創辦的周報《北華捷報》是上海報紙的發端,該報館另出日報《字林西報》。上海最早的中文報紙則是1861年發刊的《上海新報》,是《字林西報》的中文版。早期的報紙主要讀者外國人及少數文化人。1872年創刊的《申報》開始在市民中傳播,該報于1912年賣給華人史量才,稱謂華人報紙。特別是1896年《時務報》創辦以后,中國人自己辦報之風盛行,晚清上海的中文報紙達到460多種。湖南人在上海早期報業中也發揮了重要推動作用。本書第二章第二節“辦報鼓吹革命”部分已作了較為詳細的論述。辛亥革命以前,湖南人在上海創辦和主持的報刊有七份,有秦力山、陳范、章士釗、陳擷芬、傅熊湘、楊毓麟、宋教仁等代表性人物。本節對前節已有較多介紹的報業中的湖南人不一一詳述,僅以章士釗為中心,對湖南人在1949年以前上海報業的活動再作介紹。

章士釗,1881年出生于湖南省長沙縣唐田鄉,章家世代務農,其父章錦作里正,兼行中醫。章錦兩度外出謀事,沒有成功,家境日益困難。章士釗之母劉氏出自書香門第,通書史,一面讓子女入私塾讀書,一面自己親自授業。其同父異母兄章士鍈是私塾老師,對其學業也多有幫助。章士釗十四歲到長沙城求學,曾兩次考童子試不中,后到一親戚家教兒童讀書識字,又因弟弟被學校退學,他辭教在家邊讀書,邊教弟弟。半年后,即1901年底,帶著弟弟到武昌,本想去南京,但長江封凍,滯留武昌,生活陷入困頓,后有人幫忙找到一個叫兒童讀書的工作,解決了生活問題。在武昌期間,他認識了黃興,成為莫逆之交。

1902年春,長江解凍后,章士釗在妹妹和妹夫的資助下,買船票,到了南京。兄弟倆都考入了官辦江南陸師學堂。該校是張之洞于1896年創辦,聘請德國教官,培養軍事人才。章士釗入學不久,學校發生學生與教官沖突事件,三十一名學生集體退學,其中有章士釗的弟弟章士戛。章士釗也自動退學,率退學同學前往上海,加入了愛國學社。愛國學社是蔡元培等人組織的中國教育會創辦辦的教育機構,總理蔡元培、學監吳稚暉,是一個宣揚革命、培養革命人才的地方,他們對章士釗等人表示歡迎,免除這些學生的一切費用。該校正組織義勇軍,計劃練成后前往東北抗擊俄國侵犯。陸師學堂學生正好可以當學生們的軍事教官。章士釗等擔任學校的軍事教官,蔡元培也親自參與訓練。

章士釗在該校與鄒容、張繼、章太炎(炳麟)等四人思想相通,意氣相投,結為兄弟。當時,鄒容寫了《革命軍》,章太炎寫了《駁康有為書》,張繼寫了《無政府主義》。章士釗受到他們反對帝制的革命思想影響。同時,他還聽友人王侃叔講述孫中山的事跡,看了孫中山寫給王侃叔的書信。對孫中山產生欽佩之情,并翻譯出版了日本人介紹孫中山的書《三十三年之夢》,更名《大革命家孫逸仙》。該書出版后產生了很大影響,既使更多人從正面了解了孫中山,促進了黃興等革命志士的聯合。孫中山本名孫文,號逸仙,章士釗翻譯該書時,誤將孫文及其筆名中山樵連成孫中山,從此孫中山之名流傳開來。

章士釗大力參與和推動反滿革命宣傳使引起了震動一時的“《蘇報》案”。 《蘇報》原是胡璋以其日本妻子生駒悅的名義在日本駐滬總領事館注冊的市民小報,報館位于公共租界。該報最初主要刊登市井瑣事、社會新聞,銷量很少,處于虧本狀態。1897年陳范買下《蘇報》館。陳范是湖南省衡山縣人,生于1860 年,1889年中舉,1891年擔任過江西鉛山縣知縣,因主張改除舊俗,遭江西巡撫斥責,1895年又因教案牽連被革職。陳范落職后移居上海,后與妹夫汪文溥共同買下《蘇報》。希圖以文字濟世報國。陳范購買《蘇報》初期主要由其本人及兒子、女兒三人撰稿,包攬編輯事務,稿源缺乏,發行量和影響力都甚為有限,不能贏利,處于勉力維持狀態。

與革命人士和愛國學社的交往使《蘇報》走上宣傳革命的時代最前列。一方面是因為陳范本身有改良救國的積極思想,另一方面是他與蔡元培等人的交往,促使他逐步轉向革命。1901 年蔡元培來到上海,與陳范結識,蔡少于陳八歲, 兩人以叔侄相稱,可見交誼甚密。陳范參加了1902年蔡元培等人發起的“中國教育會”,是該會的會員和評議員。陳范還通過報館為蔡訂購《最新俄國東方經營部面全圖》,陳范還與夫人、女兒一同參加了蔡元培等人興辦女學的協商會,是“愛國女學校”的發起人之一。中國教育會指導下的愛國學社成立,陳范也參與其中,成立大會的照片即有陳范。而蔡元培主持的愛國學社是一個私立學社,經費依靠募捐,教職員沒有薪酬,自謀生計。與《蘇報》館的合作就成為經費來源之一。愛國學社的蔡元培、吳稚暉等七人每日輪流給《蘇報》寫稿,《蘇報》每月資助愛國學社一百元。《蘇報》成為愛國學社師生宣傳革命思想的陣地。“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的活動,《蘇報》會及時報道。中國教育會每周在張園舉行演說,宣傳革命思想和歐洲革命狀況等,《蘇報》給予連續報道。

《蘇報》還開設了“學界風潮”欄目,報道了上海南洋公學鬧學潮和南京陸師學堂學潮及其三十余名退學學生到上海的事件,宣傳學生運動。浙江大學堂無理開除6 名學生,《蘇報》發表了《敬告浙江同志》的社論,聲援學生的正義斗爭。《蘇報》還積極參與了拒俄運動,發表《留學生已結義勇隊》的消息。而《申報》等報紙對學潮和革命派活動這類政治敏感問題多采取不發聲的態度。《蘇報》從而在各報中站到了宣揚反滿革命的最前列。《蘇報》和愛國學社的合作可謂兩得其所。“愛國學社”借助《蘇報》,宣揚革命思想。《蘇報》也因成為宣傳革命的陣地,社會影響迅速擴大,銷路大增。

由于愛國學社與《蘇報》的緊密關系,章士釗也給該報撰文,宣揚革命。陳范欣賞章士釗的才華,1903年5月27日聘請了二十二歲的章士釗擔任《蘇報》的主筆。章士釗上任后明確兩大宗旨,即排滿和排康(有為),改革報紙的編排,凡涉及革命、排滿的字句,均用較大字體印出。隨即他刊登《本報大改良》,宣布對該報進行大力改革,豎起了反清革命大旗幟。在新書欄里介紹了鄒容的《革命軍》,系統宣傳了《革命軍》一書驅除滿族、剖清人種、去奴隸之根性、光復“中國”、革命獨立之大義等觀點。該報了還發表了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序〈革命軍〉》《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系》、張繼《祝北京大學堂學生》《讀〈嚴拿留學生密諭〉有憤》等文。這些文章總體上是宣傳反清革命思想,介紹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批判康有為等人的保皇思想,鼓動“撞自由鐘”、“樹獨立旗”、“倒政府”、“殺皇帝”、“ 殺盡胡兒方罷手”。章士釗親自寫《讀〈革命軍〉》《介紹〈革命軍〉》《殺人主義》《論中國當道者皆革命黨》《讀嚴拿留學生密諭有憤》,宣揚反滿革命,稱“仇滿之見, 固普通之人所知也。而今日世襲君主者,滿人;占貴族之特權者,滿人;駐防各省以壓制奴隸者,滿人”,號召人們起來革命,推翻世襲君主和貴族特權。

《蘇報》刊登的鄒容《革命軍》有關思想和章太炎的《駁康惟有論革命書》反響尤大,舉國震動,最為清政府所痛恨。1903年6月21日,清朝廷下諭旨,指斥《蘇報》宣傳革命為叛逆,令各地緝拿嚴辦。特別痛斥《革命軍》“此書逆亂,從古所無”,“尤非拿辦不可”。兩江總督魏光燾下令查封《蘇報》,派候補道俞震明協同上海道袁樹勛負責查辦。俞震明聯絡租界工部局和美國領事館,派巡警到租界抓捕陳范、程吉浦、章炳麟、陳叔疇、鄒容、龍積之、錢寶仁等七人。6月29日和30日在《蘇報》館和愛國學社逮捕了《蘇報》賬房程吉浦、章炳麟、陳仲彝、錢寶仁。7月1日鄒容投案自首。《蘇報》和愛國學社被查封。這就是震動一時的“《蘇報》案”。

6月29日下午巡捕到《蘇報》館抓人時,陳范在館,巡捕問陳范在否?陳范機智地答曰不在,因而躲過一劫。隨后陳范帶著兩個女兒和姨太太逃往日本。清政府曾要求日本引渡陳范未果。其姨太太在橫濱加入了馮自由與梁慕光所創立的洪門三點會分會,他自己在日本認識了孫中山、陳少白等革命黨人,曾活動與東京、橫濱和香港1905年陳范回國,清政府以他事向會審公廨控告而被捕。清政府企圖將他引渡出租界未成,第二年獲得保釋。出獄后到湖南醴陵,投奔該縣縣知事、妹夫汪文溥。武昌起義以后,他叫汪文溥催促湖南革命當局出兵,幫助在漢陽的革命軍。后曾主持上海《太平洋報》、北京《民主報》筆政。1913年1月,病逝于上海。陳范因“《蘇報》案”而舉家受累。對其走上支持革命的行為亦有不同解釋。一說他聘章士釗為主筆后章公開宣揚反滿革命,他深為憂懼,敦勸章不能如此肆無忌憚,但旋即又改變主意,支持章的做法。可能是受到假孫中山錢寶仁的影響。錢寶仁是本是一無業之人,謊稱是孫中山,回國策動革命。陳范與其在愛國學社聚會中認識,對其身份深信不疑,言聽計從。但陳范在任用章士釗為主筆前即積極參與愛國學社的活動,受到蔡元培等人的影響,應不至于因錢寶仁的胡言亂語才支持革命思想。而如有學者所言,陳范在接手《蘇報》后確定了關注時事政治的辦報方針,因與陳范本人追隨時代浪潮,力主保皇立憲的思想和清議救國的文人本色。

清廷本想把“《蘇報》案”所捕各人引渡到華界審判,英、美兩國領事及工部局在是否逮捕章太炎等人,以及在何處審理這些人等問題上意見不一,經過近一年的往來交涉,最后在公共租界會審公廨審判,章炳麟、鄒容分別被判三年和兩年監禁,程吉浦、陳仲彝、錢寶仁開釋。1905年, 鄒容死千獄中,章炳麟被監禁三年后出獄,流亡日本。在清政府逮捕和準備逮捕的人中,有《蘇報》老板、作者等,唯獨沒有主筆章士釗。原因是查辦《蘇報》案的是江蘇候補道、陸師學堂總辦俞明震。章士釗在陸師學堂讀書時,受俞總辦賞識,且與其子俞大純交好。俞明震在辦案中,有意庇護章士釗。加之章士釗平時所發之人都用化名,可不作實據。

《蘇報》成為當時國內第一家旗幟鮮明地大力宣揚反滿革命的報紙,雖然其宣傳不免華夷種族之議,但對反對帝制,倡議資產階級革命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該報積極宣傳和推崇鄒容的《革命軍》,引起了朝野震動,對資產階級革命思想的傳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動。“《蘇報》案”本身也在中國近代史的多方面產生了重要影響。《蘇報》雖被查封,但革命人士認識到利用報刊輿論宣傳革命主張的重要性。該案也是中國新聞史上第一例在租界審理的清政府告民官司。清政府在租界當局主張租界司法獨立的情況下,也不敢得罪洋人,而作為原告參與租界會審公廨審理。而且清廷希望將鄒容和章太炎永久監禁甚至處死,但關押日久而不判,輿論紛紛指責,工部局也放風說再不宣判就將放人。清廷外務部才接受英使意見,同意縮短刑期。“《蘇報》案”既反映了晚清在租界帶來的西方法律、新聞制度等沖擊下,出現了輿論相對自由的狀況,本身也反映了專制帝制與輿論自由的不相容。但“《蘇報》案”的審理方式和結果大大助長了報刊輿論自由的發展。“《蘇報》案”的審判過程各報紛紛評論,形成的輿論壓力對案件審理產生了很大影響。

《蘇報》案后,1903年8月章士釗與陳獨秀、張繼、蘇曼殊等人一起創辦了《國民日日報》,報館設于新馬路,主要有章士釗和陳獨秀主持。章士釗辦《國民日日報》的方針沿襲了《蘇報》,即以關注時政為方向,而不關注市井瑣屑,更不涉奇獵艷。章士釗在“發刊詞”中說:“三千年來,獨夫民賊以國為牧場,以民為畜頭,其所以圈之系之之術,任憑玩弄而不見有一毫之反動”,而“輿論者造因之無上乘也。一切事業之母也。故將圖國民之事業不可不造國民之輿論。”闡明他們創辦《國民日日報》是為從事國民事業造輿論、做準備。在社論《箴奴隸》中告誡民眾要做國民,不當奴隸,“奴隸者,乃國民之對立面也。民族之實驗,只有兩途,不為國民,即為奴隸”,“今以反觀之于吾同胞,其為國民乎?其為奴隸乎?是必有一定之真相也”。而變奴隸為國民只有學習西方,進行革命,消滅專制。《國民日日報》開宗明義,表明方向,被人稱為《蘇報》第二。當時正遇“沈藎案”起。沈藎是湖南善化縣人,曾在漢口組織反清“自立軍”,又往來上海、北京、天津從事反清活動。后在北京被捕入獄,被在獄中毒打、勒頸而死。此案引起民情憤怒,媒體大量報道,批評清政府的野蠻行徑。《國民日日報》也作了大量報道,組織撰寫評論,轉載中外報紙的相關文章,譴責清朝政府的殘暴行徑。章士釗本人在《國民日日報》上發表了《哭沈藎》詩四首,頌揚沈藎為英雄。但遺憾的是,《國民日日報》熱鬧開場卻倉促結束。該年年底,因內部矛盾,報館停刊關閉。

在辦《國民日日報》的同時,章士釗還創辦了出版社東大陸圖書譯印局。沈藎案發后,他收集各報的文章,寫了《沈藎》一書,介紹沈藎的事跡和沈藎案的經過,并請在獄中的章太炎作序,在東大陸圖書譯印局出版,更全面低揭露了清政府的丑惡,鼓勵民眾學習沈藎,群起排滿,反對專制。該書局還出版了章士釗翻譯的《大革命家孫逸仙》、陳天華所著《猛回頭》、劉師培所著《攘書》、黃藻所著《黃帝魂》等,都是宣揚反清革命思想的書籍,在民眾,特別是新軍中產生了廣泛影響,推動了反清事業。

《國民日日報》停刊后,章士釗繼續從事反滿革命工作,協助黃興創立了華興會,負責在上海建立聯絡點,安排從內地和日本來的革命同志。1904年11月因萬福華刺殺前廣西巡撫王之春案連累而被捕,出獄后于1905年1月東渡日本。在日本期間,章士釗經過思考,放棄了革命思想,轉而從事文化教育,且不接受多位友人的一再勸說,拒絕加入同盟會。1907年回到上海,準備前往英國留學。1908年年4月乘船前往英國。在英國愛丁堡大學等校學習三年余,1911年底回到上海。他在英國期間,十分關心國內局勢,特別是武昌起義后,他積極收集英國等西方國家的反應,及時電告國內,為國內革命黨提供了參考。孫中山從美國經歐洲回國時,在英國聽吳稚暉介紹了章士釗對革命的積極態度,資助他回國。回到上海后,他即聯系了黃興,黃興派人送來一千銀元,請他到南京議事。

1910年5月宋教仁在上海創辦《民立報》館,作為同盟會聯絡之所。辛亥革命勝利前后《民立報》由于右任主持。于右任乃邀請章士釗擔任《民立報》主編。1912年2月,章士釗正式接任。但章士釗的政治主張與同盟會的革命主張有并不完全相同。他宣揚建立西方資產階級政黨的內閣制政府,甚至隊南京臨時政府推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也持異議,對總統制頗有異議,被一些同盟會會員視為不尊重同盟會的政治綱領。

南北議和成功后,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總統,實行了內閣制。章士釗主張中國的內閣應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政黨內閣。他在《民立報》連續發表文章,闡述其政黨政治主張,即解散所有政黨,依政見分立兩黨,根據選舉結果決定執政黨和反對黨。同盟會內部的宋教仁、黃興等人則是章士釗政黨論的支持者,他們在內部推動建立新的政黨。在此形勢下,同盟會改組為議會政黨國民黨。1912年8月發生袁世凱勾結黎元洪殺害革命黨人張振武和方維的事件,革命黨群起聲討袁世凱,章士釗獨認為在內閣制下責任應在陸軍部長段祺瑞而非總統袁世凱。在當時形勢下,他的言論當然遭到革命黨人的強烈反對。章士釗不得不辭去《民立報》的職務。章士釗在《民立報》主持六個月,他的一些政論雖有不隨時勢變動,脫離實際之處,但他堅持己見,一以貫之,仍不失為有所堅守,非見風使舵,趨炎附勢之輩。這也是體現了他作為職業報人的操守。

離開《民立報》以后,章士釗又與王無生創辦了《獨立周報》。他在發刊詞上說,取名“獨立”,就是要“以不偏不倚之說進之。至于此義或不見容于近日之社會,因招巨怒極罵,人人擠排,吾說使無容頭過身之地,亦未可知”。這是處世原則,也是他辦報原則。昔日他在日本堅拒加入同盟會的勸說,不久前在同盟會所辦《民立報》堅持自己的政黨理論,不附和同盟會一些人的觀點,都體現他的獨立精神。他在《獨立周報》連續發表《約法與統治權》《政府責任與議會解散權》等政論文章。但看到當時“黨氣一落千丈”,加之他得知王無生暗中接受袁世凱津貼,于是意志消沉,從《獨立周報》中退出。

離開《獨立周報》后,章士釗活躍于政壇,在兩次反袁戰爭及推動政黨制度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擔任過多項重要職務。他是黃興和宋教仁的摯友和智囊,也積極支持孫中山反袁,為反袁事業到處奔走。曹錕倒黎元洪,想賄選總統,他堅定在站在黎元洪一邊。毛澤東等人籌劃湖南革命青年赴法國勤工儉學,他慨然資助了兩萬元,周恩來要從法國運出印刷設備和宣傳品,他以自己的外交免檢身份幫忙運到德國。他成為了各方政治派別都有聯系的重要人物。1923年發生曹錕賄選事件,身為國會議員的章士釗,憤而南下。應聘擔任《新聞報》主筆。《新聞報》創刊于1893年,由中外商人合資創辦,標榜無黨無偏”、“經濟獨立”。這大概也頗符合章士釗的行事原則。

擔任《新聞報》主筆后,他連續發表文章,揭露曹錕賄選,甚至提出無元首論,主張國務院、參議院、北京大學等首長輪流擔任總統。還發表《評新文化運動》,猛烈批評白話文運動。白話文運動為胡適所提倡,章士釗與胡適本有交誼,他在日本主辦《甲寅》月刊時,時在美國的胡適曾是該刊的作者,兩人在一些看法上頗相接近。但他認為胡適所倡白話文不成文理,味同嚼蠟,簡直滑稽不通。對章士釗的批評,胡適概不回應,稱他為“時代的落伍者”。他還在《新聞報》上發表多篇論墨學的文章,其中也有與胡適的討論。胡適以書信的方式在《新聞報》上作了答辯。次年,章士釗再次離開上海,到北京出任段祺瑞臨時執政府司法總長。1945年11月他應蔣介石之命,短暫擔任了《申報》主筆,次年1月即離職。這是他最后一次在上海主持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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