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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在上海(1843-2013)》經濟篇部分內容選1

放大字體  縮小字體 發布日期:2019-03-02  作者:李霽友  瀏覽次數:241
核心提示:一、湖南人移滬歷史沿革、動因及湖南商會的成立湖南人向上海移居的歷史較為久遠,我們選取“新中國成立前、改革開放前與改革開放

湖南人在上海網站編者按:《湖南人在上海(1843-2013)》一書正在編輯中,為了引起大家的關注,本網將部分選擇一些章節陸續發布。今天選擇發布的是部分內容。

《湖南人在上海(1843-2013)》經濟篇部分章節選


《湖南人在上海(1843-2013)》經濟篇主編李霽友教授

一、 湖南人移滬歷史沿革、動因及湖南商會的成立

湖南人向上海移居的歷史較為久遠,我們選取“新中國成立前、改革開放前與改革開放后”三個主要階段來進行介紹,不同的時代背景的經濟制度與政治政策使得每個階段的移滬過程都有各自獨特的原因和特點。總體上,湖南人移滬經歷了一個由被動移民到主動移民的過程,移滬的動因也由單純的躲避苛捐雜稅、戰亂天災而轉到為追求更多經濟利益和更高質量的生活上來。隨著我國市場化、城市化、現代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的湖南人選擇來到上海經商、從政、學習,對于在上海從事工商經營的企業和企業經營者來說,迫切需要類似于同業公會,或者行會的商會組織來維護大家的利益,上海市湖南商會應運而生。成立商會為在滬經商的湖南人搭建了聯系工商界與政府之間的橋梁, 促進湘滬經貿的交流貢獻了獨特的力量。

(一) 湖南人移滬的歷史沿革

新中國成立前(1843-1949)

這一時期湖南的對外移民,主要是被動移民。具體原因包括:第一,地租繁重,苛捐雜稅較多。到了近代,隨著土地的高度集中,地租也不斷上漲。在湖南,農民所得部分的50%以上都要交給地主。佃農除交納租金外,承租時還要繳納押租,額外增加了佃農的負擔,而且平時又有種種對地主的額外貢獻及徭役式的體力服務,實際上地主剝削農民已經很厲害了。地租的上漲使貧苦農民擁有自己的耕地變得不可能,大量農民遂涌入城市。第二,災荒不斷,民生凋敝。歷史上,湖南一直是自然災害多發的地區。湖南人為謀求生路,只好外出到各地逃荒。第三,戰爭頻繁,土匪猖獗。歷史上的湖南戰爭頻發、匪患猖獗。近代以來,從外國的侵略戰爭到國內戰爭都為湖南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第四,人口過剩,良田不足。湖南地少人多,特別是好的耕地不多,土地的承載力過重。由于人口增長速度超過了糧食增長的速度,造成糧食短缺嚴重,也造成了農業結構的改變和失業率的上揚,農業極不穩定。人們為了生存,不得不背井離鄉,向外移民,探尋新的生存空間。

近代以前,外遷的湖南人口不少,但移居到上海的湖南人并不多。這是由兩地相距很遠,交通不發達,以及兩地人口遷移沒有歷史淵源等社會條件和交通條件所決定的。開埠以后,移居到上海的湖南人漸增,但相對江浙、山東、安徽各省來說,移居者還是偏少。

這少部分湖南人能夠移居上海的原因有以下三個方面:其一,近代工業,特別是近代紡織業發達,需要大量懂技術、年輕的產業工人,部分湖南人乘船沿著傳統向江南販運糧食、棉花等土產的長江航線抵達上海。其二,曾國藩帶領的“湘軍”鎮壓太平軍起義后,湖南不少人在上海、江浙一帶或為官、或經商,帶過去一部分湖南人。其三,上海不少湘籍人士如聶云臺父子在上海開設紡織廠,直接從湖南家鄉招聘老鄉,培訓后做技術工人。


改革開放前(1949-1978)

新中國剛成立后,為了迅速恢復國民經濟,改變國家貧窮落后的面貌,政府采取前蘇聯的計劃經濟作為國家的基本經濟制度,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農村服務于城市的基本戰略。

為了保證農業支持工業和農村足夠的勞動生產力,國家采取了嚴格的城鄉戶籍制度、城市食品計劃供給制和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嚴格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

農村人口向城市移民非但受到限制,反而通過“文化大革命”和其他政治性遷移實施逆城市化措施,不少城市人口往農村轉移,以緩解大量城鎮移民給城鎮就業和食品供給所造成的壓力。但這樣,造成了城鄉勞動力市場完全割裂,城鄉移民固化,城鄉二元格局基本形成。

湖南人向上海轉移的具體階段與我國城鄉移民的大背景息息相關,受全國總體城鄉移民政策和環境的影響很大。這一時期的湖南跟全國一樣,實行嚴格的戶籍制度,把湖南人口限制在廣大農村,或者拴在湖南城市的本區域內,即使能遷出,也很難遷入實施更為嚴格的戶籍管理區域的上海。因此湖南遷入上海的人口不多。

同樣,上海遷入湖南的人口也不多,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有上海的“知識青年”到湖南農村“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但絕大多數也在改革開放初期,因落實“撥亂反正”等政策返回上海了。總體上看,城鄉二元結構在湘滬兩地體現的很明顯。

在計劃經濟時期,是限制人們前往異地經商、做工或定居的,湖南移民上海的人員很少。這一時期能夠移居到上海的湖南人主要是:畢業分配到上海工作的大學生、因工作需要調入的科技人員及其家屬、退伍轉業軍人及其家屬、少量跨省調動的政府工作人員及其家屬等。


改革開放后(1978-)

1978-1992年這一階段,國家推行了農村聯產承包經濟責任制,解放了一部分勞動力;城市實行國有企業改革,需要勞動力。城鄉經濟進一步向好,部分產品價格放開,引導了不少農村人口開始進城務工。

而戶籍制度的放松則使這部分農村人口通過招工、招干、退伍安排、考學等途徑遷入城市。隨著經濟的發展,城鄉之間的戶籍移民和非戶籍移民快速增長。但由于姓資姓社的爭論,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落后等原因,戶籍移民還是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

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以后,全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為政府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戰略提供了有利的客觀條件。國家城鎮化政策不斷推動,農村向城市移民,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移民,中西部地區向東部沿海地區移民。如果不考慮戶籍的因素,目前城鎮化人口已經達到50%以上。同時由于沿海地區經濟相對發達,對勞動力有巨大的需求,使得全國人口向長三角和珠三角等沿海地區遷移。

這一時期的湖南對外移民,主要是主動移民。受改革開放的影響,城鄉二元壁壘開始松動,中國市場化、城市化、現代化進程加快,農民不斷地擺脫土地,走入城市,實現自身職業的轉換;國家建設也逐步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社會經濟得到了巨大的發展,社會財富得到了極大的豐富,人們思想也得到了很大的解放。

此時湘滬兩地移民主要是湖南遷居上海的移民,據不完全統計,截止到2013年末,已超過100萬,這比幾個世紀湖南遷入上海的人口累計還要多得多。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國家號召浦東開發以后,湖南人憑著敢拼敢闖的精神,終于在長三角一帶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來上海尋求發展的湖南人越來越多。

但這一時期遷入上海的人口具有明顯的特點:(1)在上海打工創業的非上海戶籍人口多,而真正取得上海戶籍的人口少;(2)年輕人居多,中老年人少;(3)沒有脫離集體土地的農村人口多,而完全脫離土地的“非農”人口少;(4)從事工商、建筑、各類餐飲運輸服務的人口多,而從事黨政和文教科技等工作的人口少;(5)工作不穩定的人口多,工作穩定的人口少。

形成上述特點是有原因的。起初,許多湖南在上海的務工人員,由于沒有技術和資金,只能在人家開的小企業以打工為生。當積累了一定的技術和資金的時候,許許多多的湖南人利用親友間的互相幫助,通過各種同鄉會、商會等組織借錢集資開始開辦一些服務性的企業如湘菜館和文印店等。目前,雖然湖南人在上海辦的餐館和文印店這兩類企業越來越多,但一般規模較小,經營模式單一,且大多是家庭式經營,很少有大的企業。

湖南移居到上海的移民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常居移民。也就是說,無論有無上海戶口,移民已經遷移到上海常住了。許多在上海工作多年的湖南人,工作家庭安頓下來后,把年邁或已經退休的父母接到上海來常住,以實現家庭團聚。

第二類是工作移民。這一類移民在上海的居住期限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雖然工作領域、性質多種多樣,但總體上更多的是屬于中短期打工,如建筑、餐飲等。在用工旺季的時候,上海及周邊接納大量來自湖南的打工者,以擴大本地的勞動力供應。但在用工淡季或者企業歇業時,打工者紛紛退出上海及周邊。

第三類是技術移民,基本上有上海戶籍,是上海的永久性居民。這類移民的教育和文化素質相對較高,或者受過相應的教育且具有實際工作經驗。這類移民包括專業技術人員、教育工作者和大學生、研究生等。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湖南人在上海取得了不少成就:一是在上海的餐飲、服裝、房地產、金融和高科技產業等行業出現了不少知名企業及企業家;二是除了經濟界以外,湖南人在政界、教育界和科技界也嶄露頭角。

二十一世紀以來,上海移民政策的重心在向科技人才傾斜,這些人才具備科技領域的高等教育學歷且擅長科學研究和技術操作,這一大環境的變化給湖南人進一步進入上海帶來了很大的機遇。


(二)湖南人移滬的動因

總體上說,經濟利益或者說不對稱經濟帶來的發達地區和不發達地區的不平衡,是移民的基本動因。對湖南來說,跨區移民是由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而引起的勞動力調整的過程。二元社會結構、城鄉戶籍制度、教育、年齡、甚至性別等等因素,使以湖南為代表的中部不發達地區向以上海為代表的沿海發達地區移民的動因,更顯復雜。

通過對湖南人的問卷調查我們發現:(1)個人所接受的教育文化水平越高,越愿意移居到上海等沿海達到地區;(2)越年輕,越愿意到上海等發達地區打拼;(3)男性比女性更傾向于到上海等沿海達到地區生活、學習和工作。

推出和入的角度看。湖南向上海移民的動因,有湖南遷出地的因素如社會資源偏少,遷入地的因素如發展的機會多,中間阻礙因素如距離、遷移費用和嚴格的戶籍制度及個人因素如接受教育程度、技術水平等。

由湘向滬移民的動因,主要是由湖南政治、經濟、社會、家庭等環境中的“推力”和上海勞動力市場需求、政治自由度和福利制度等環境中的“拉力”共同形成的。

湖南向上海移民的推力和阻礙因素包括:一是省內經濟因素。湖南是農業大省,以農業為生,農業人口數多。工業方面,雖然政府積極推動發展勞動力密集型工業,但由于種種原因,工業發展的速度非常緩慢。服務業方面,其產值逐年增長,在國民經濟中占有主要地位,但其平均的勞動生產率不足工業的一半。越來越多的剩余勞動力和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影響了整個省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去沿海打工成了很多年輕人唯一的選擇。

二是政府政策因素。從20 世紀90年代以來,湖南省政府就積極著手勞動者集中外派務工事務,鼓勵年輕人到省內外打工創業。而且湖南的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吃財政飯”的黨政事業單位崗位有限,許多大中專學生一畢業就跑到沿海一帶打工。三是中間阻礙因素。兩地距離太遠,交通費用高;上海實施嚴格的戶籍制度,遷入難;生活居住成本高,房價過高;湖南人總體“安居樂業”,不喜歡遷徙。

湖南向上海移民的拉力因素包括:一是動力求。人口轉型造成上海逐漸邁向老齡化社會,許多工作崗位需要大量的年輕人。二是人才市場的需求。上海的產業升級和外向型經濟,需要技術人才。廉價的勞力和各項軟硬件政策或設備配合,吸引了更多外資來提升其經濟發展,這樣的發展方針更是需要技術人才。三是相對公平的社會環境和較高的勞動報酬。上海能夠提供相對公平的社會環境,“拉關系,走后門”比湖南要少。此外,上海的工資相比湖南要高,勞務報酬高于湖南省平均水平。

從生存與發展的角度看。產生移民現象究其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是生存的需要,二是發展的需要。就改革開放后由湘向滬移民的動因來說,生存需求的因素比較少,發展需求的因素比較多。在發展需求中,主要是經濟因素,社會文化因素比較少,沒有戰爭因素和政治因素,因為這時候湖南沒有發生戰爭,湖南政府沒有強迫居民遷出,以解決其勞動力剩余的問題,上海政府也沒有動員湖南人遷入,以解決其勞動力不足的問題。

從現實和具體政策的角度看。湖南向上海移民的動因分析離不開全國的大環境。戶籍制度的放松,讓許多湖南農村的年輕人離開土地,自由流動,到上海來打工創業。而嚴格的上海戶籍制度的保留和農村土地制度的存在,又讓不少年輕人只能保留“滬漂”或者“在滬務工人員”的身份,不能真正融入上海。與戶籍配套的一系列的社會保障制度、就業制度、子女教育制度等將不少湖南人排除在上海之外,使這些新移民舉步維艱。

既然如此,為什么還有那么多年輕人到上海來打拼呢?一是利益動機。經濟因素或者經濟利益是勞動力轉移的最根本動機。湘滬兩地經濟發展不平衡與湖南城鄉經濟發展不平衡是造成湖南向上海移民的直接原因。地區間的經濟發展差異,導致不同地區之間的人們享受著不同的生活消費水平。生活在低工資地區的人們會向高工資地區轉移。湘滬之間的收入差異是構成單向移民的實質性推力和拉力。二是常態化經濟貿合作的要求。隨著兩地的經貿往來,越來越多的湖南商品、勞務涌入上海市場,越來越多的上海品牌和生產要素也不斷在開拓湖南市場,這種常態化的經貿合作,把不少兩地跑的“流商”演變成常住上海或湖南的“坐商”。既熟悉湖湘文化又理解海派文化的在滬湘商,是湖南對外移民中的佼佼者。三是上海有對勞動力的需求。1)推力,湖南就業崗位不多,自我發展的環境不佳,工資低,而且湖南整體上經濟不夠發達,資本和固定資產投資不足以吸收這么多勞動力,需要為剩余的勞動者找出路。這自然把許多年輕人往外推;(2)拉力,20世紀90年代初,上海浦東大開發,市場廣闊,同時上海人口老齡化,但資本較充足,需要大量的勞動者從事技術和服務工作,吸引了不少湖南人來此發展創業。 是上海有對科技人才的渴求。上海對外來移民的接納始終遵循“按需引進,為我所用”的原則。改革開放以后,移民是上海獲得廉價勞動力的主要來源之一,上海依賴外來移民從事生產和服務行業中那些最低級但必不可少的工作。其次,上海對技術熟練工人與各類優秀人才更是求賢若渴。上海對有技術專長的移民實行優先原則。對外省學者、商人和各種專業人員往往通過開綠色通道予以引進。其舉措是:首先,吸收包括上海高校在內的全國優秀高校畢業生;其次,通過全球和全國招聘優秀科技人才。

從唐朝上海地區建立華亭縣,元朝建立上海縣,近代開埠,到現在上海城市的發展,開放的移民政策維持了它的生機與活力。而湖南是個人才輩出的地方,自古就有“惟楚有才,于斯為盛”的說法,多數湖南科技人才有著“士為知己者死”的情懷來上海工作。因此在兩地文化和政策的感染下,越來越多的湖南人選擇去上海發展。是上海有發展的舞臺。對一部分湖南人來說,到上海不是來解決生計問題,而是解決發展問題的,上海的工資相比湖南要高,勞務報酬高于湖南省平均水平,在上海能夠獲得比家鄉高出很多的工資報酬。不少湖南人是來圓自己的財富夢和自己的事業夢的。六帶動效應。從歷史上看,帶動效應有異地為官,如曾國藩、左宗棠等,還有就是農副產品貿易等。現在的動因有,求學,當兵轉業,工作調動,打工和創業。改革開放,特別是浦東開發以后,跑上海的湖南人很多都是通過,親戚帶親戚,老鄉帶老鄉,朋友帶朋友的形式帶出來的,帶動效應被利用得淋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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