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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在上海(1843-2013)》政治篇部分內容選1

放大字體  縮小字體 發布日期:2019-03-02  作者:黃純燕  瀏覽次數:317
核心提示:湖南人在上海網站編者按:《湖南人在上海(1843-2013)》一書正在編輯中,為了引起大家的關注,本網將部分選擇一些章節發布。今

湖南人在上海網站編者按:《湖南人在上海(1843-2013)》一書正在編輯中,為了引起大家的關注,本網將部分選擇一些章節陸續發布。今天選擇發布的是政治篇的第一章部分內容。


《湖南人在上海(1843-2013)》主編:黃純燕教授

第一章 近代上海湖南人概況

湖南地處長江流域中部,洞庭湖以南,在漫長的農業社會,這是一片荒蕪的未開發之地。鴉片戰爭以前,湖南人口向外遷移的重要事件,是所謂的“湖廣填四川”。由于明末張獻忠之亂,致四川“雞犬不留”,使得四川兩湖總督聯奏,凡移民四川者,免賦役五年,政府供給農具種子。有官吏能發動移民三百人者,立即升一級,候補官吏立即可以得缺。湖南人因此而大量移居四川開墾。除此之外,湖南人向外遷徙的情況較少。上海處于長江入海口,與中部之湖南,相距千里之遙,在古代農業社會,湖南人流寓到上海的情況應該是較少的,兩地的方志也鮮有記載。但是19世紀60年代之后,當湖南成為“功業之盛,舉世無出其右”省份的時候,湘人開始活躍于中國各地,內陸之湖南與江海之上海也有了聯系。

第一節 上海湘籍政治群體出現緣由

在湖湘文化的經世致用與民族主義內涵的熏陶下,近代湖南歷史上涌現了一批政治軍事人才群體:曾國藩領銜的湘軍政治集團,黃興、宋教仁領銜的清末革命志士群體,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黨員群體。湖南省地處華中腹地的特殊位置,使其成為了南北交通要沖,這是湘人向外發展的一個先決條件。1852年太平軍進軍湖南,沿途吸收了很多的湖南人加入并隨著這波洪流轉戰華東各地;同時期曾國藩組織湘軍與之對抗,肅清湘省之后也隨之出征,爾后湘籍大員主政兩江。可以說,太平軍席卷湖南以及湘軍的興起,是近代湖南人活動于華東地區或者說上海的一個源頭。與此同時,上海崛起為一個重要的城市,特別是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吸引著湖南人流向上海——湘籍官僚的政治舞臺、革命者的避難所與掩護地。

總的來說,湖湘文化的熏陶培育了大量政治軍事人才,太平天國運動引發的湖南人向外發展機遇,以及近代上海特殊的政治地位,三項因素綜合起來,使得近代上海歷史舞臺上出現了一批政治軍事人才,湖南人在上海的活動也因此以政治活動最為矚目。

一、湖湘文化對政治人物的孕育

湖湘文化源遠流長,傳承自屈原的楚文化傳統,經宋代胡安國、胡宏父子創立“湖湘學派”而奠定基礎,再經張栻傳播,至明清鼎革之際由王夫之繼承發展,到清中葉以后蔚為大觀。發展到近代之后,隨著中國面臨著列強入侵、救亡圖存的歷史新局面,湖湘文化又有了新的內涵。文化對人具有塑造作用,成長于三湘大地的近代湘籍人士,在湖湘文化的熏陶下涌現了一大批政治、軍事、文化人才,對整個中國近代歷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近代湖湘文化當中最為重要的兩個內涵,即經世致用以及民族主義演變而來的愛國主義精神,對孕育湘籍人才,特別是政治軍事人才發揮了重要作用。

經世致用思想是湖湘文化的精髓所在。早在宋代,湖湘學派諸位前輩就已經強調為學要實用,反對空談的腐儒之風。如胡宏認為:“圣人之道,得其體,必得其用。有體而無用,與異端何異?井田、封建、學校、軍制,皆圣人竭心思致用之大者也。”而張栻更將“傳道以濟斯民”作為宗旨貫徹到其在岳麓書院的講學過程當中,認為“士君子之學,不過一實字”、“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到了明清時期,經世致用思想得到更大的發展,王夫之與魏源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王夫之特別強調要學以致用,“刻志兢兢,求安于心,求順于理,求適于用”,反對坐而論道、華而不實的腐儒學風,認為知識分子除了經書典籍的學習外,還要向社會的普羅大眾學習,“輔軒之語,里巷之謠,無不可益也”,并且為學必須要付諸實踐,“乃君子所學者,皆以見之言行……故君子于所學所行者,極用其心,以窮理而求合于理”。王夫之的經世思想對近代湖南政治人物產生了重大影響,特別是《船山遺書》經鄧顯鶴以及曾國藩兩次刊印之后,王夫之的思想更是成了近代湖南人崛起的思想源泉。嘉道時期的魏源是經世致用思想傳承發展的另一重要人物。魏源認為知識分子讀書做學問必須要為治國安邦服務,而不是坐而空談,如“士之能九年通經者以椒其身,以形為事業,則能以《周易》決疑,以《洪范》占變,以《春秋》斷事,以禮樂服刑興教化,以《周言》致天平,以《禹貢》行河,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以出使專對,謂之以經術為治術。”總之,在魏源看來,儒家諸本經典都是有現實的實用價值,因而研讀經典的目的是為了治世,即所謂的“以經術為治術”,這是其經世致用的思想核心。魏源不僅倡導經世致用學風,還身體力行、著書立說,諸如《元史新篇》、《明代食兵二政錄》、《圣武記》、《皇朝經世文編》之類。按錢基博所說,魏源“……尤悉心河道水利,海防邊防,上下古今而明究其得失,如聚米畫沙,如燭照數計。自謂坐而言,可起而行也”。湖湘學派諸位先賢講究實干的經世之風,后經王夫之、魏源的傳承發展,成為了近代湖湘文化的重要內涵,為近代歷史上的湘籍軍政官僚、維新派、革命者提供了精神武器。

除了經世致用思想以外,王夫之民族主義思想為內涵的湖湘文化對近代湖南政治人才有著重大影響。明清鼎革之際,滿漢民族矛盾尖銳,王夫之的夷夏觀念發展出來的排滿民族主義,成為了湖湘文化新的內涵。王夫之道:“國之將亡,懼內逼而逃之夷,自司馬國璠兄弟始”、“中夏之士相率而不以事夷為羞”、“罪可勝誅乎”,這些言辭雖是譴責魏晉南北朝時期司馬國璠兄弟率先投奔夷狄之行為的言論,但在明清鼎革之際的背景下,王此番言論顯然是諷刺那些替滿人效力的投降漢臣。再如在評論南宋皇帝高宗趙構時,王夫之說道,“積漸以糜天下之生氣,舉皇帝王霸慭留之宇宙而受之異族,自此始矣。”此處的異族指的是女真族,也就是滿人的先祖。凡此種種,都是其反滿民族主義的表現。而魏源所處的時代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華民族所面臨的“夷狄”不再是過去的游牧民族,而是攜堅船利炮遠涉重洋而來的西方列強,中國陷入到危機的深淵。故而魏源大聲疾呼,“此凡有血氣者所宜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講畫也”,將過去“華夷”觀念下的民族主義向近代愛國主義轉變。

湘軍集團的領導者諸如曾國藩、彭玉麟、羅澤南、郭嵩燾等都是無日不讀王夫之、魏源之書。王夫之的反滿民族主義思想,啟蒙了近代反清湘籍革命志士,梁啟超論及王夫之時,認為清末大批湖南志士從事反清革命源自于王夫之的思想,“從事于推翻幾千年舊政體的猛烈運動……最初的原動力,我敢用一句話來包舉他,是殘明遺獻思想之復活”。《讀通鑒論》和《宋論》被梁啟超稱為“在史評一類書里頭,可以說是最有價值的。‘攘夷排滿’是里頭主義之一種……所以給晚清青年的刺激最大”。楊昌濟在戊戌之后潛居岳麓山,“常讀《通鑒》及《讀通鑒論》諸書,以古證今,痛論時弊,儲備經世之學,以詔來者”。楊又將這些經世之學通過課堂教學,傳授給毛澤東、蔡和森等人,促進他們的成長。可以這么說,近代湖南歷史上的人才群體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湖湘文化的熏陶,特別是經世致用與民族主義內涵,更是造就了大量的政治軍事人才。


二、太平軍的裹脅與湘軍的出征

1852年6月,太平軍攻占湘桂邊境的全州,準備順湘江而下進入湖南,結果在蓑衣渡口遭到江忠源楚勇的阻擊。太平軍隨即棄船登陸,由渡口東岸峽谷間的小路進入湖南省境,兵鋒直指永州。故而湖南省志載,湖南官軍“聞風喪膽,連夜逃奔長沙,全省清地方官莫不驚惶萬狀”,這是太平軍進入湖南的開始。接著太平軍連克道州、桂陽、株洲,稍作休整之后,于同年8月間接連攻克永興、安仁、攸縣、醴陵。最后進攻長沙受挫,經寧鄉、益陽于年底從岳州出境。半年之間,太平軍席卷湘省,對湖南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

太平軍進軍湖南期間,湖南境內會黨起義、民變風起云涌,光緒《湖南通志》載,“迨粵匪入境,湖南首受禍,境內土匪遂乘之以起”,太平軍在進軍途中,也不斷吸收會黨、農民起義群眾,以壯大自己的隊伍。在占據道州期間,“楚、粵會匪相率趨附,勢復熾”,太平軍因此而擴充了隊伍,建立了以挖煤工人為主體的道州大旗;在進軍桂陽、株洲的過程中,以“無恒產,力作以謀衣食”之挖煤開礦工人創立土營。李秀成后來回憶湘南擴軍的情形:“計議即下道州,打永明,破江華縣,招得湖南道州、江華、永明之眾,足有二萬之數……后移師到株洲,入株洲亦招二、三萬人眾,茶陵州亦得數千。”江忠源也說,太平軍“自入永州境,土匪之迎降,會匪之入黨,日以千計”。在進軍長沙的過程中,沿途天地會群眾接受太平軍旗號起兵抗清不少,如“攸縣謝友存、瀏陽劉開基并受太平軍扎委,煽聚徒眾,放炮祭旗,散布告示張貼各處”。這些會黨起義被清軍打散之后,余部也就隨之加入太平軍的隊伍。在撤圍長沙,經寧鄉、益陽攻占岳州期間,太平軍不僅獲得湖船無數,還吸收了許多纖夫、水手從而組建了水營,縣志稱“巴陵人至者多為賊用”。

太平軍進軍湖南的半年里,軍隊數量增加了兩倍,建立了土營、水營,聲勢浩大。這些加入太平軍的湖南人,被這股洪流脅裹出湖南,跟隨太平軍轉戰各地。逮到太平天國建都天京后,這部分湖南人也就隨之到了長江下游的江浙一帶。

太平軍席卷湖南、北出洞庭之后,湘省會黨組織活動俞發頻繁,如串子會、紅黑會、半邊錢會、一股香會等,“往往成群結黨,嘯聚山谷”,遍及各地,勢力很大。清朝的綠營、八旗等經制兵尾隨追擊太平軍而去,無力鎮壓會黨起義維持地方,故詔令在湖南的禮部侍郎曾國藩辦理湖南團防查匪事務。曾國藩認為“征兵不如募勇”,得旨許可之后,即“調湘鄉廩羅澤南、生員王鑫等練勇長沙”,成軍之后,鎮壓湘省各地起義,肅清地方。至咸豐三年(1853)五月,太平軍西征進圍南昌,江西方面求援于湖南。曾國藩以“羅澤南將湘勇千二百”、“忠源弟忠淑將楚勇千”、“署鹽道夏廷樾將營兵六百人、湘勇七百”,三支部隊支援,這是湘軍第一次出省作戰。逮到咸豐四年(1854)湘軍水師編練完畢,曾國藩遂率水陸大軍“自湘陰轉戰復岳州……八月復武漢,湖南北路肅清”,此次是湘軍正式轉戰外省,接著由湖北至安徽、江西,繼而江南,故“東南各行省自是倚湖南為重”。

湘軍出省征戰者,水陸不下十數萬之多。在戰勝太平軍之后,除去大部分裁撤歸鄉,也有不少湖南兵勇就此流落江浙,遍布江南。而未被裁撤的部隊及其將官在戰后形成了湘系官僚集團,主政東南各省。他們中的各級官員攜帶家眷前往各個駐地,退役后大多居住于上海、蘇州等城市,形成一批較為特殊的移民群體。這個特殊的湘籍官僚群體,深深影響了晚清的政局。

總之,由太平軍入湘繼而引發的湘軍出征,是晚清湖南人大規模遷移外省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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